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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大幅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我们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信息革命发展的历史主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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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教授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就《中华文明的形成》相关学术观点进行解读指出，早期中国共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统合形成“一元”的“敬天法祖”信仰，又分解为“天圆地方”“天人合一”“和合大同”等共同的文化基因，同时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路径或子模式，并发展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多层次“一体”文化格局。

早期中华文明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从根本上与史前中国相对独立又广大多样的地理环境有关。“相对独立”既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一体”性，也决定了其“开放性”，使其有机会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发展自身；“广大多样”既保证了一个伟大文明必须具备的足够大的地理空间，也使中国文化具有“多支”系统，拥有变革的多种可能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韩建业表示，具有“一元多支一体”格局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至今，既不同于西亚、希腊式的“城邦文明”模式，也不同于社会文化高度同质的“埃及文明”模式，而是将具有共同基础(“一元”)的多个支系的区域文明社会统一起来形成的特殊文明，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这是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跌宕起伏仍能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古史传说中的中华先民，远以伏羲女娲为祖，近以轩辕黄帝为宗。韩建业认为，考古发现不断证明，文献记载和传承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有真实历史背景：距今8000多年中华文明起源之初大致对应伏羲女娲时期，距今7000年至47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大致对应黄帝炎帝部族发展壮大期，距今4700年进入轩辕黄帝期，4000年前进入夏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