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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鸿曾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介绍，“我1932年出生于日本，幼少年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是个‘战争儿童’。母亲（中国名字郭安娜）遵照日本重视教育的传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让姐姐和我学钢琴。我5岁学钢琴，先是会拉小提琴的哥哥教，后来是一位上野音乐学校毕业生，姓田中的女老师教。就这样，从1937年到1941年金沙集团，学了约四年。那是战争年代，钢琴声和炸弹爆炸声是很不协调的。当时我们住在千叶县，与东京只一河之隔。要是在东京，是不可能听到钢琴的声音的。”

郭志鸿还在回忆中介绍金沙集团，“1950年5月，作为最早的调干，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师从洪士銈先生。没多久，洪先生参加土改，又师从朱工一先生。再后，又在前苏联专家塔图良教授班上作研究生。克拉芙琴柯也教过我。1958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口号是‘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极力提倡民族教材。有要求、有布置、有措施，成立了储望华、刘诗昆和我三人的教材编创组。我们去过陕甘宁边区等地体验生活。我是边教学、边编教材，许多钢琴改编曲都是那时写的。从1973年到1976年，我被借调到中央乐团创作组，参加钢琴协奏曲《战台风》的创编。197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我个人的钢琴独奏会。1980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些庆祝活动，与市川市交响乐队合作演出。后来好几个城市都邀请我去演出。EMI唱片公司请我当顾问，‘小西财团’请我做委员。在这个财团的支持下，我录制、发行了三套唱片，是以钢琴与小型管弦乐队合作的形式，分别表现的是新疆、内蒙古、云南三个地区的音乐风格。1989年，应吴祖强院长邀聘金沙集团，我正式回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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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中外乐成团体，惠工商义重合群。”这是中华通惠总局大楼正门的一副楹联，也是秘鲁的这个全侨性组织的初心与使命。通惠总局大楼，产权归于这个侨团，除了主体建筑用于办公，一些临街的铺面也被租给当地的银行和商户，租金用以支付侨团日常开支及帮助有困难的侨民。通过这种可持续发展方式，侨团解决了后顾之忧，安心于助侨为侨惠侨的使命。

在通惠总局中金沙集团，收藏着一份“钦加监运使衔选用知府驻扎秘鲁利马嘉里约正领事官刘福谦”撰文并书写的《创设中华通惠总局记》。这份珍贵的文献显示，光绪十年(1884年)夏六月，时任清朝政府光禄卿郑藻如奉命出使秘鲁。了解到该国经过40多年的移民已经有六七万华侨华人，郑藻如就组织骨干力量，用了两年时间，于1886年奉旨创设了中华通惠总局。

138年来，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无私为侨的信条的支撑下，一代代中华通惠总局的干部始终心念祖(籍)国，热心侨务，并在祖(籍)国身处危难之际，一次次挺身而出。通惠总局与祖国休戚与共，曾慷慨支援辛亥革命。如今，利马唐人街的牌楼上还赫然写着“天下为公”的横匾。抗战时期，通惠总局又成立“秘鲁华侨抗日筹饷总会”，为祖国抗战筹款100多万美元。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题词予以赞扬：“万里外六千侨胞，统筹债捐达二百万秘币金沙集团，是侨胞之模范，是抗战之光荣。”

演讲提到了通惠总局：秘鲁是中国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早在400多年前，中秘人民就跨越大洋，拉开了双方交往的序幕。多年来，旅居秘鲁的华侨华人同秘鲁人民一道，同甘共苦，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30年前成立的“中华通惠总局”，为促进中秘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了解到，目前，秘鲁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约250万人。在秘鲁，西班牙语“老乡”一词用来专指中国后裔，中国广东话“吃饭”一词演变为中餐厅的统称。中秘亲如一家的友好情谊早已在两国人民心中生根发芽。

如今，演讲的这部分内容就展示在通惠总局最重要的位置上。在通惠总局主席和理事们的眼中，这既是对通惠总局130多年来历代先贤们工作的认可，更是对今天的他们的一种激励和鞭策。今后，这个百年侨团将再展新颜，在促进中秘文化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在通惠工商、促进中秘经济合作与发展方面，在义重合群、促进华人社区和谐发展等方面，尤其是在让中秘友好之船扬帆远航方面，必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