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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当前国内外最热门的AI技术形态，因其强大的内容生产功能和强交互性而受到广大用户欢迎。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的新生事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利好和无限可能的同时问鼎游戏app，也在法律规范、伦理道德、社会安全、公共治理等方面带来冲击。一是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和特点引发的内生性风险。大模型使用的数据存在错误、不完备性，且蕴含人类本身的价值观念，这就可能导致输出的内容存在错误、偏见、歧视。而且，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依赖于大规模数据，容易造成对个人数据和公共数据的过度搜集，进而引发侵权等问题。二是一些主体的非法和恶意使用引发的外生性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制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利用AI深度伪造会成为诈骗活动的“新武器”。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能被用作网络攻击的工具。

建立安全监管制度，进行全链条监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准备阶段问鼎游戏app，建立数据搜集和使用的规范机制，避免数据安全风险。在训练阶段，建立算法监管标准，将法律规范的要求深度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模型，消除算法偏见。在使用阶段，规范AI生成内容标识，研究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滥用和非法使用的精准化、常态化监管机制，避免侵权和扰乱社会秩序。

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问鼎游戏app，形成监管合力。政府部门加强顶层设计，前瞻研判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样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完善制度保障，建立制度监管体系。夯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企业主体责任，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加强行业自律，制定行业标准，强化数据管理和保护，加强产品安全测试，提供易于理解的产品使用指南和隐私政策，制定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和风险管理体制。增强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人员的法律和安全意识，开展AI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和安全意识教育，制定研发人员行为准则和指南。提高公众AI素养，加强公众智能安全风险意识教育，宣传和普及AI相关法律法规问鼎游戏app，鼓励公众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建立投诉和举报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风险问题。

强化技术赋能，提高安全监管水平。当前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研发投入和大模型数量不断增多，但大模型质量仍然有待提高，因此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抢占技术高地，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AI也可以作为安全监管的有效技术手段，如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安全风险预警和监测，进行自动化合规检查，识别和过滤虚假信息，模拟安全风险事件，帮助制定应急预案，分析政策的影响和效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支持。

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形成国际安全监管共识。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科技议题，要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多边对话平台研究交流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监管问题，促进各国安全人才交流和合作，积极吸收各国关于AI安全监管经验，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与监管国际规则制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形成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共识，共同应对它带来的全球性安全挑战，推动相关技术为全人类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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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是党中央部署“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十周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成果。一直以来，“两高”对行政公益诉讼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多次共同发布相关司法解释，对行政公益诉讼相关内容进行细化规定，保障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稳定运行。从司法实践看，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保持稳定，案件分布范围也从公益诉讼传统法定领域向新增法定领域逐渐拓展。

徐向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问鼎游戏app，“两高”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第二批），主要涉及安全生产、国有财产保护、食品安全、文物保护、无障碍环境建设、未成年人保护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多个领域，涉及的行政机关包含了农业农村、住房建设、文化旅游、城市管理、邮政管理等职能部门，与社会经济发展、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紧密。这些案件充分体现了行政公益诉讼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耿宝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两高”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第二批）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问鼎游戏app，更加全面地呈现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讼”的特征。一是被告也就是行政主体更加多样，二是诉讼流程更加科学全面，三是人民法院采用的裁判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第二，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分工协作、共同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大效能。人民法院通过加强沟通、联合检察机关共同发出司法建议等方式，共同助推行政机关积极履职，有效改变了过去某些公共利益领域存在的“无人管、无法管、无心管”等弊端。第三问鼎游戏app，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采用了更加丰富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合力改进完善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司法衔接机制。

徐向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是党中央部署“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十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两高”联合发布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迈上高质效办案的新台阶；二是贯彻落实“健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机制”的重要要求；三是为延续工作思路问鼎游戏app，充分凝聚司法合力，打造联合品牌；四是为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提供更多实践样本。

最高法行政审判庭一级高级法官王晓滨在答记者问时介绍，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人民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以外的其他各类行政公益诉讼一审案件1026件，同比上升51.8%。其中，国有财产保护领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案件较多，分别占比30.2%、18.31%，食品药品安全、英烈权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案件占比持中，文物保护、妇女权益保护、反垄断领域等其他领域案件相对较少。

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介绍，自2017年7月1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98.9万余件，在所有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中占比九成，近99%的案件在审前整改到位，对于没有整改到位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6000余件，99.1%得到了裁判支持，展现了行政公益诉讼独特的制度价值。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政公益诉讼在回应民生关切、助推依法行政、促进社会治理、凝聚保护合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二是立足法律监督的职能定位，助推依法行政走深走实。三是以监督促进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凝聚公益保护合力，推动构建协同保护大格局。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经过实践探索，行政公益诉讼已经形成了磋商、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的分步递进式办案模式，注重在审前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争取最佳办案效果。对一些检察建议解决不了的问题，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保障监督刚性，同时又以诉讼程序确保法律监督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徐全兵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公益诉讼是公益之诉、督促之诉、协同之诉。在党的领导下，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等虽然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从实践情况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呈现鲜明的协同履职特点，有利于更好凝聚公益保护合力，构建协同高效的公益保护体系。近年来，检察公益诉讼“朋友圈”持续扩大，目前已有30余家行政机关与最高检制定协同履职意见，“两高”共同制定了相关司法解释和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立足各自职能定位，持续深化协作配合，切实形成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执法司法合力。

耿宝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当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尤其是新类型公益诉讼问鼎游戏app，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过程之中，行政审判工作出现了受理条件把握、举证责任分配以及裁判方式选择等方面的难题。下一步将从以下三个角度做好相关工作：一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合力处理行政案件的“3+N”工作机制在统一法律适用、促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的重要作用；二是持续加强上下级法院间的监督指导；三是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针对行政审判工作的决策部署。在行政公益诉讼管辖改革中，将联合检察机关等部门做实做好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共同提升保障公共利益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和执法司法水平。

徐向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要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准确把握公益诉讼高质效办案的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精准规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作。一方面，将“可诉性”要求在公益诉讼办案中具体化、实践化。以“可诉性”这一重要抓手，精准规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工作，统筹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一体实现，提高办案质量、规范办案过程、提升办案效果。另一方面，强化检法同向发力，为公益司法保护的完备化提供强劲动力。进一步深化对不同类型和办案领域公益保护特点规律的研究，探索丰富和细化体现制度独特功能的公益修复方式、责任承担及诉讼请求实现方式等内容，打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难点堵点问题。协同配合推进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以精准规范的行政公益诉讼办案，为立法提供坚实基础，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贡献力量，以法治之力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